作者：熊宗荣

那天，儿子源邀了几位高三同学来家吃饭。妻对那些没日没夜苦读苦熬的高三学生向来极富同情，便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饭菜。

席间，我一边热情地往几位同学碗中夹菜，一边顺手将掉在桌上的一粒饭米捡起来丢在口中。没想到我的这一自然动作，竟引起那几位同学大发感慨。

那位后来考上北师大的刘建民同学，还为此写了一篇日记，盛赞我：“爱惜粮食，勤俭节约，不忘农民本色。”

前排左一刘建民、左二熊源、左四李雄、右二张波、右一万相宝

听了儿子的转述后，我无限感慨地说：

“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在蜜糖罐里长大的，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，当然没有什么感受。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才知道粮食的珍贵啊！”

那是个非常的时代，是一个历史永远不能忘记的时代。那时，许多人还陶醉在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带来的热气腾腾的气氛中尚未清醒过来，一场全国粮食大饥荒的深重灾难便已悄悄地来到人们身边。

对于那场灾难，后来有种种解释：一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；一说是苏联逼债造成的，还有一说是“浮夸风”造成的。

自然灾害，当然是难以抗拒的；苏联逼债，那当然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只有“浮夸风”，却是人为造成的，也是老百姓切齿痛恨的。

口号是极能鼓动人心的。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“赶英超美”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……这些激昂的口号，激发了人们极大的热情，人们从懵懂中看到了一种目标，一种希望。

于是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人们的干劲鼓起来了，许多人的头脑也热起来了。那时，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力量的标志。要赶英超美，没有一定数量的钢铁怎么行？

于是，便土法上马，自建高炉，大办钢铁。在农村，更是解放思想。许多地方提出了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“不怕办不到，就怕想不到”等等口号。于是，粮食产量的数字便不断攀升起来。

许多年后，水稻专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成功，最高单产才达到亩产千斤。但在当年，报表上的亩产量却早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。当时，这里报亩产1000斤，那里便报亩产2000斤，还有报亩产3000斤、5000斤的。

但实际上，那时的水稻单产不会超过600斤。胆子小的，谨慎的，不敢虚报产量的，便要拔“白旗”、受批判。谁愿当“白旗”、受批判？于是数字便越报越高，有的竟报道亩产粮食超过10000斤！放了个大卫星！就是这样的报道，当时竟上了报纸。

亩产粮食报得高的，自然便成了先进典型。为了应付参观，便把那已经成熟但尚未收割的稻谷，连蔸拔起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个稻田里，上面搁一个鸡蛋竟然掉不下来。人们参观后，便大加赞赏：了不得！这是真正的高产田！

上级检查的领导来到生产队的稻场。那假象造得更绝：一座小山似的稻谷，里面塞的竟是稻草！那随行的各报记者看后便诗兴大发，挥笔写了豪迈的诗句：

丰收的稻谷堆成山

社员在山上摸着天

撕块白云擦把汗

凑着太阳点袋烟

粮食大丰收了，自然要多向国家作贡献。何况那时苏联正向我国逼着债。有谁知，那些粮食产量大都是虚报的。公粮、余粮刚一交完，生产队的仓库里便所剩无几。

那时，生产队里吃着食堂。刚开始，食堂里还吃着大米干饭。吃着吃着便不行了，饭里面便出现了野菜。后来，带菜的干饭也没有了，便吃稀饭。再到后来，连稀饭也维持不下去了。那一度办得热火朝天的大食堂便宣布散伙，人们只得又回到各自家里重新开起了小灶。

那时，农民的思想纯朴得真让人敬佩。一说国家要偿还苏联债务，各家各户便把自己坛坛罐罐中珍藏的几斤糯米、几捧绿豆都搜出来交公。国家还债，匹夫有责啊！但生产队的食堂一散伙，人们回到自家开伙时，才知道家中已没有一粒存粮了。

我们村当时的“浮夸风”还不算最严重的，交完公余粮后，仓库里多少还有点存粮，生产队里居然每天人平均还能供应4两米（16两制，合现在的2两5钱）。所以，每天下午，我便端着个木升子到生产队里排队领那人平4两米。就是那4两米，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！

那时我家6口人，每天可领24两米，合现在的1斤半。米领回来后，母亲便把它磨成米粉。

做饭时，先上一锅水，煮一锅菜，再撒一把米粉，用锅铲一搅，便成了一锅黢黑的黑糊羹。后来，菜园里的菜全吃光了，我们便每天提着筐子四处挖野菜。再到后来，野菜也挖光了，我们便剥树皮吃。

有三种树皮可吃：一种是朗树皮，一种是青桐树皮，再一种是榆树皮。最难吃的是朗树皮，粗粗糙糙的，难以下咽，最好吃的是榆树皮。将榆树的皮剥下来后，先晒干，再磨成粉，加一点米粉做糊羹。

那糊羹滑溜溜的，扒到口里还没来得及嚼，便滑到肚里去了。那时，有好多人实在找不出东西吃，便吃糠。糠吃到肚里拉不出来，撑得大人小伢又哭又叫。家里人便拿小棍在肛门口掏，常掏得肛门血糊糊的。

我家楼棚上有几捆花生藤，那是准备牲畜过冬的饲料。那年冬天，家里再也没有东西可吃了。母亲便叫我们把那几捆干花生藤搬下来，先是将花生叶摘下来磨成粉吃，花生叶吃完了，再把藤磨成粉吃。

再后来，将剥花生种未倒掉的花生壳磨成粉吃。那花生壳虽磨得细烂，但一嚼一团干粑粑，怎么也吞不进肚里去。

还有一种难吃的东西，那便是黄豆叶和绿豆叶。

那可不是什么绿色食品，而是秋后落在田沟里的枯叶。我们将这些干枯的豆叶盛在篮子里挑回来，晒干后磨成粉煮煳羹吃，那枯叶上的茎虽然细小，但扎得人喉咙生疼。

有一天，母亲突然把眼光落到菜园里靠墙的那一排干向日葵杆子上。她叫我们把这些杆子抱进屋来，把杆子劈开，里面露出一节节雪白的芯子来。母亲将这些芯子放在水里一泡，那软绵绵的芯子便变脆了。再把它加点盐放在锅里一炒，居然也能吃。

那东西虽然谈不上营养，但不苦不涩，还能填肚子。在那年月，这已经算得上是好食物了。

那时，我的主要任务便是找能吃的东西填肚子，以延续生命，不被饿死。

晴天，我们提着篓子上山挖棉枣（一种野生植物，根部有砣，形状像蒜）；雨天，我们在后面的山坡上捡地皮菜、采野蕈。

春天，我们挑着篮子，背着布袋，到大山里去摘黄荆叶、百花鸟（一种野生灌木上的花蕾）、鱼耳朵、烟苞蒿（野生植物，嫩苗可食），到河边去挖野菜，扯野蒜和野韭；秋天，我们邀几个小伙伴，到割了谷的稻田拾稻子，到收获过后的地里捡花生、刨薯根；冬天，我们到塘里捞筛草，到河里去摸螺蛳、捞河蚌，到东山去挖葛藤和苎麻根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片枯茅草蓬中发现了一棵大木梓树蔸，树蔸上长满了菇。那菇长得酷似雕塑工艺，一朵朵，一层层，布满了整个大树蔸。我高兴极了，回家拿了个大筐子，摘了满满一筐。

那菇肥厚多肉，鲜嫩无比。母亲将这些菇劈细洗净，炒了一大盆，还做了一个汤。虽说没放油也没调料，但那年月，遇到这东西也算是口福，全家人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。

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国家又号召兴修水利。于是，青壮劳力便背着工具行李，饿着肚子来到水利工地。那时，搞水利建设没有机械，巨大的水利工程全靠锄头箢箕，肩挑手推。

到了冬天，大雪纷飞，水库工地上的人们又冻又饿又累。有的人肩上挑着一担土，摇摇晃晃的，走着走着便倒在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我的父亲那时在飞沙河水库工地上做工。他饿得实在支持不住，便到山上扒开积雪，找那地上枯黑的黄荆树叶放在饭钵里蒸吃。他后来浑身浮肿，病得奄奄一息。

一天深夜，父亲从30多里外的飞沙河水库工地一步步挪回家。他已经浮肿得不成人形，到家后一倒下便再也不能起来。全家人一见这情形便大哭起来。母亲一连敲了好几家邻居的门，求人连夜把父亲抬进医院，好不容易才捡回了一条性命。

父亲病好不久，母亲也病倒了，她得的是妇科病。那时，男人一般是得浮肿病，而妇女则是得妇科病。当时，得这种病的人极多，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。

因为，这类年龄的妇女，上要照顾老人，下要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好丈夫。但每顿就那么几粒粮食，那就只有勒紧裤带苦自己。时间一长，营养严重不足，便得了子宫脱垂病。

后来，得这种病的人太多了，引起了政府的重视，便把得了这种病的妇女集中起来治疗。那时的治疗方法也简单，主要是卧床静养，另外加针灸和热敷。同时，对病人每顿的伙食标准也适当放宽了一些，以加强病人的营养。

有一次，我走了十多里路去看母亲。母亲躺在一处大办钢铁时搭建的草棚子里。棚子里一共躺了三四十名中年妇女，每个人都是衣服褴褛，面色蜡黄，身上插着十几根银针。

我好长时间没见母亲了，一见母亲，我便趴在她身上大哭起来。母亲挣扎着挪起身子，抱着我的头，也哭了起来。我们母子的哭声感染了周围的人，最后满屋子都是一片哭声。那该是怎样的一副凄惨情景啊！

中午，开饭了，母亲分得了一块白面粑粑。我好久没见到过这样精美的食物。母亲把她的那份粑粑掰了一半给我。我知道，这粑粑是母亲补充身子和治病的食物啊！

但我实在是饿极了，接过粑粑便狼吞虎咽起来。看到我那副饿相，母亲泪如泉涌。她哽咽着说：“慢慢吃，别噎着了。”霎时间，我将那半个粑粑和着热泪，全吞进了肚里。

从1959年春到1962年春，整整三年，饥饿的阴影笼罩着中华大地，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。

有许多不幸的人们终究没有逃脱饥饿的魔掌，成了饿殍；我们熬过了那个苦难的岁月，逃出了饥饿的阴影，成了那个不幸时代的幸运人。